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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維迎:反思經濟學(下)
          Posted 周六, 2014年 05月 03日 By ChangCe
          反思經濟學(下)

          張維迎
          經濟觀察報 2014年5月5日

          埋葬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理論是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也是政府干預經濟的重要依據。人們接受它,首先是因為無知——就是說,由于人的本性使然,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很膚淺。第二是利益問題,有了這個理論,一些人可以拿國家的錢去投資,政府可以名正言順地制造通貨膨脹。

          現在流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三架馬車”理論,顛覆了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常識。它認為GDP等于消費加投資加凈出口。消費包括個人消費和政府消費;投資可以是私人企業投資,也可以是國有企業投資;凈出口就是出口減去進口。根據這個概念,要想增加GDP,或者靠增加消費,或者靠增加投資,或者靠增加凈出口。出口不行了,就增加投資;投資不行了,就促進消費。宏觀經濟政策就是這么描述的。

          “三架馬車”作為一個恒等式,沒錯。但用它來解釋經濟增長,就犯了大錯。

          人們之所以創造GDP,是為了消費。但按照凱恩斯主義理論,我們不是為了消費去創造GDP,而是為了增加GDP才刺激消費。我們制定8%、9%的增長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拼命刺激消費。消費本來是目的,現在變成了手段。例如2009年金融危機時,汽車銷售不好,就補貼汽車;家電銷售不好,就補貼家電……為了追求GDP而消費,目標和手段完全顛倒了。

          再看投資。為什么要投資?因為投資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增加未來的消費。今天投資1塊錢,明天可以回報比1塊更多。如果不這樣,投資就是浪費,不值得進行。但看一看我們現在,投資是為什么?為了增加總需求(或者說為了增加就業),投資與效率毫無關系。如果不考慮創造價值,只是為了增加GDP,創造就業機會,辦法有很多。讓1000萬人當小偷,然后再讓1000萬人當警察抓小偷。這2000萬人都有工作了,但有什么意義呢?

          接著看凈出口。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200多年前就指出,貿易是互惠的,所以自由貿易創造財富。這才是我們需要貿易的原因。但現在的宏觀經濟學家不這樣認為,他們回到了重商主義時代,認為只有出口大于進口才能增加財富。比如,一個國家出口100萬,進口90萬,出口大于進口,貿易對GDP貢獻是正的。如果一個國家出口1000萬,進口1100萬,出口小于進口,貿易對GDP的貢獻就是負的。這不是很荒唐嗎?現在,每到金融危機之后,所有國家就想辦法限制進口增加出口,搞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兩敗俱傷。

          還有儲蓄問題。我們常說,經濟要發展,要增加投資。投資哪兒來?靠儲蓄。但是凱恩斯主義理論說,儲蓄是壞事,花錢是好事,還把它表述為“合成謬誤”現象。個體的善不等于總體的善這個現象是存在的,但用到儲蓄上就不合適。凱恩斯理論其實是一個經濟波動理論,我們卻把它變成了經濟發展理論。

          新古典理論的矛盾與缺陷

          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人很多,包括凱恩斯本人,但它的生命力很強,為什么?因為它形式上太完美,讓人著迷,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認為是可以原諒的。

          過去100多年,主流經濟學的各種創新都沒能擺脫新古典理論的范式。經濟學家做了大量努力,包括提出經濟增長理論,無論是內生還是外生的,想把增長問題放進去,但就是放不進去。經濟發展的動力是技術進步,這顯而易見,但技術進步哪來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不知道,所以生產率的提高被稱為“剩余”。新近出現的內生增長理論要好一些,涉及人力資源投入和知識儲量的自我積累,但還不夠,因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日本的研發費用占GDP的3%,在發達國家里最高,但過去二十年經濟停滯不前。我們需要更好的理論,解釋生產率是怎么提高的。

          好的經濟學應該是個統一體。過去的新古典經濟學不研究發展,所以出現了發展經濟學;又因為過去的經濟學主要研究均衡,沒辦法解釋經濟周期,所以又出現了宏觀經濟學。就這樣,經濟學出現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為新古典理論辯護,不斷修補它,例如芝加哥學派。但由于他們的觀點建立在新古典理論的范式上,難免愛屋及烏。比如弗里德曼認為,理論是否正確和假設沒有關系,不需要限制假設,甚至越不現實的假設,越是好理論。這有點強詞奪理了。應該說,如果理論的假設和現實偏差太大,即使預測對,也不一定是好理論,可能是因為“瞎貓碰上死耗子”。

          芝加哥學派是在新古典主義的框架下為市場辯護,所以經常出現矛盾,比如他們對反壟斷法的看法就前后不一致。1960年代前,芝加哥學派堅決支持《反壟斷法》,認為只有完全競爭的市場才是有效的。1980年代后,他們態度開始改變。這是因為上篇提到的Armentanono的論文中提出的問題沒法解決。最后他們提出政府失靈理論,對抗市場失靈理論。結果變成了一個經驗問題:政府會失靈,市場也會失靈,就看誰的失靈更多。這就是邏輯不一致,對市場支持不徹底,所以不能決定誰輸誰贏。

          經濟學有這么多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受數學應用的束縛。數學本來是經濟學研究的工具,促進了經濟學的發展,但現在,經濟學幾乎變成了數學的奴隸。所有經濟問題都以數學上可處理來設定,如果數學上不能處理,就避而不談。亞當·斯密的分工交易、規模經濟等重要理論,經濟學家們放棄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為數學上沒辦法處理分工和技術進步。企業家這么重要,應該說是市場經濟中最主要的推動力,但在主流經濟學中看不到企業家的身影,也是因為沒辦法用數學來模型化企業家的決策。

          保羅·克魯格曼說“經濟學是沿著數學阻力最小的方向前進”,這是一針見血。現在很多人寫經濟論文,你問他為什么那么假設,他說不這樣假設數學上沒法處理。這就是本末倒置,削足適履。用數學是為了研究經濟學,而不是讓經濟學去迎合數學。經濟學要真正進步,一定要放下數學這個包袱。

          經濟學的曙光

          經濟學是不是一塌糊涂,沒希望了?曙光還是有的。要理解市場,不得不說奧地利學派。我認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是目前為止對市場經濟理解最透徹、最正確的經濟學說。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市場是個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態均衡;市場是企業家不斷創造和利用新信息,發現和獲得盈利的協調過程;證明市場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條件。

          1929年大危機,只有兩個人預測到,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是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要理解經濟周期,不讀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是不行的。他也因為經濟周期理論獲得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預測到的也主要是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如國際清算銀行研究部主任William White等人。

          奧地利學派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對稱。相反,它認為正因為信息不對稱,我們才需要市場經濟。信息在企業家腦子里,在每個人腦子里,它是主觀的,任何中央計劃機關都不可能收集到。好比蘋果公司決定生產i-Pad,如果你不讓他去做,這個信息就是沒有的。這個信息只有在市場過程當中才顯現,計劃經濟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在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中,“別針工廠”與“看不見的手”之間沒有矛盾,技術進步與競爭之間沒矛盾。競爭是技術進步的推動力量;反過來,技術進步也是企業競爭的手段。技術進步在市場經濟下是內生的,亞當·斯密200多年前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但理論家直到最近才重新提出了一個內生增長理論,重新發現了新大陸。企業為什么要創造新產品——例如,原來有很多種礦泉水,為什么還要出一個新品牌;原來已經有筆記本電腦,為什么要生產iPad?因為這是企業的競爭手段。有人說分工專業化、規模經濟與“看不見的手”不相容,那是在古典經濟學里按數學證明的均衡理論中才存在的矛盾,在奧地利學派里沒有。

          外部性、不完全競爭、非對稱信息,都不會成為破壞市場的力量。它們是市場運行的方式,也是市場存在的理由。說它們是市場的運行方式,是因為如果沒有市場,這些外部性和非對稱信息本身就不存在(如沒有分工,就沒有產品信息的不對稱);說它們是市場存在的理由,是因為許多市場機制(如品牌)就是為解決這些問題而發展出來的。政府的干預——不讓企業家發揮作用,不讓每個人發揮自己的自主性,才是破壞市場的主要力量。任何阻礙企業家自發創新的政策,本質上都是計劃經濟。

          市場真正的破壞力量在哪里?在政府對市場沒有約束的干預。像柳傳志、張瑞敏這樣的企業家,成天在市場摸爬滾打,未來投資什么、生產什么,還需要一天生意都沒做過的發改委官員來指導,這不是很可笑嗎?政府制定的所謂“產業政策”,基本沒有成功的。如彩電行業,1990年代國家支持的“定點企業”都垮了,現在風光的品牌企業沒有一個是產業政策扶持起來的。聯想是政府扶持的嗎?騰訊公司是嗎?都不是。讓產業政策指導企業家投資就像讓瞎子引路,一個人也許視力不好,看東西不是很清楚,但如果你讓一個瞎子領一個視力不好的人往前走,結果只會更糟糕。

          研究范式的轉變

          搞學術研究的人喜歡讀最新的文獻,隱含的假設是:科學總是往前走的,今天的理論比昨天的理論更正確。其實這不對,科學也可能倒退。舉個例子,日心說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臘的天文學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說,認為地球圍繞太陽作圓周運動,但他的理論不被人接受。托勒密的地心說長期統治人類的思想,直到哥白尼1543年發表《天體運行論》,日心說才被接受。

          經濟學也是這樣。凱恩斯理論出現在亞當·斯密理論160多年后,難道就比亞當·斯密理論正確嗎?不一定。

          1930年代,經濟學界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爭論中,大部分新古典經濟學家站在支持計劃經濟的一邊,只有奧地利學派堅決反對計劃經濟。最后,到1990年蘇東計劃經濟徹底崩潰,才證明了他們的正確。不過,人類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我并不是說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它的價值。像“地心說”,之前被認為是對的,它確實可以解釋很多人們日常觀察到的現象,對于指導農民種地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用于指導航海、指導宇宙空間旅行,就會發生誤導。同樣,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理論對我們理解供求如何影響價格、價格如何影響資源配置,以及對我們預測政府管制價格的后果(如短缺、排隊、走后門、腐敗),是有價值的,但它沒有辦法指導我們如何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做出取舍。

          科學發展最大的阻礙可能是科學家本身。受過嚴格現代經濟學訓練的人,接受新的學術范式很難,所以理論體系變革不容易。不過,既然新古典理論的體系、模板有這么多問題,我們應該想一想,未來經濟學研究應該向何處去。

          經濟學的走向非常重要,因為人的思想決定人的命運。有一種思想,就會有相應的行為。希特勒相信日爾曼民族的優越性,所以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人相信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更好,所以有了蘇聯、朝鮮等國的計劃經濟體制。

          我們必須認識到,人與人的沖突并非全是利益沖突,還有理念沖突。許多看似利益沖突的東西實際上是理念沖突。如果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全是利益沖突,雇主和雇員、農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過斗爭解決問題,這社會就真的沒希望了。階級斗爭學說就是這樣,它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于你死我活的利益沖突,結果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

          米塞斯說,“社會問題是社會學術狀態的結果”,有什么樣的社會學說,就會出現什么樣的問題。僅僅從利益的角度理解社會是有偏頗的,很多問題是由于我們的無知引起的。如果我們相信,減少無知可以減少沖突,人類的明天就永遠有希望。

          在經濟學過去200多年的發展中,中國經濟學家做的貢獻并不多。如果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未來發生大的轉型,中國經濟學家也許有機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本文由作者根據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修改補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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