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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aturday, Aug 2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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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創新為何古代未成而如今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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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Ce Thinktank
          對“李約瑟之謎”再思考,可以幫助我們避免今后重犯錯誤,盡最大可能讓中國在科技發展之路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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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創新為何古代未成而如今興旺

          陳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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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明創造、創新經濟是今天的熱門話題。部分原因來自中國的科技力量日益強大,引發美國等發達國家斷供的威脅。這進一步激發眾多仁人志士的思考和討論,為什么中國以前沒能成為創新大國,而今天離其越來越近?

          從戰國時期到宋代,中國的發明創造不少,反映了我們祖先的智慧。但也帶出一些問題。

          一是以前的發明很多,但沒有轉換成生產力、改善人們生活的生產技術或生活技術,也沒有因此給中國帶來技術革命、工業革命,印刷術和火藥、火炮這些東西雖然在中國發明,卻是等到它們在中世紀后半期傳到歐洲之后,由歐洲人將其發揚光大,成為改變世界的技術,這就是所謂的“李約瑟之謎”。

          二是為什么在宋代以后,連發明創造也停頓下來,不再像之前的朝代產生那么多發明,連我們時常談到的“四大發明”都是宋代或更早時期發生的?

          三是為什么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終于給中國帶來科技騰飛,讓中國也加入到引領世界科技發展的少數國家隊列?

          為這些問題找到答案,無疑對今天和今后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背后的經驗和教訓一旦搞清楚了,就可以幫助我們避免今后重犯錯誤,盡最大可能讓中國在科技發展之路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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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對科技創新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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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第一個問題,我們應該看到,之所以古代中國的發明創造沒能轉變成提升生產能力的具體技術,沒有被開拓出產品市場,是因為中間缺了把發明轉變成產品的企業家或商人。企業家和商人是追求利潤的,按理說,只要新的發明能帶來巨大商業應用、產生巨大商業利潤,有錢賺,就應該有聰明的商人抓住機會,充分利用。可是,這涉及到一個問題:社會環境、社會文化、體制與政策安排是否允許私人去創業賺錢,是否鼓勵并保護商人去創業?如果社會認為商業利潤不道德,認為商人的利潤訴求是邪惡的,并排擠商人,那就沒人敢把發明轉變成發財致富的機會,或者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

          這些年,我之所以從儒家文化看待科技發展和中國其他方面的社會變遷,是因為儒家文化不只是一個文化體系,更是一個經濟體制,歷史中國的經濟制度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而是以宗族為中心的儒家經濟。儒家體制的特點之一在于主張以“義”“禮”規范人際關系,實現人際資源共享和風險互助,而不是基于貨幣化的市場交易,不是由追求利潤的商人來主導并實現人際資源共享與風險分攤,不愿意通過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冷冰冰市場交易實現互通有無,由此也延伸出對商人和商業的排斥甚至敵意,即所謂的“抑商文化”。孔子本人一生都拒絕碰錢,他覺得錢是那么骯臟,賺錢是非常卑鄙的事情。由“義禮”延伸出的儒家產權制度很簡單,財產不是個人所有,而是家庭所有(集體所有),家里最年長的男性長輩是實際掌控家庭或家族資產的人,而所有家庭成員的收入都由各家庭成員共同享有,由男性長輩具體安排、分配收入;這些財產關系、收入分配關系和成員間的責任與義務關系都由“三綱五常”等級秩序及相關儒家倫理規則確定,完全不能由基于自由選擇的市場交易關系確定。

          所以,儒家經濟體制不承認商人和商業的道德正面性,更不會鼓勵商人去創業、去把發明創造轉變成能帶來高額利潤的技術,商業利潤的道德不正當性當然使私人缺乏激勵去做那樣的事情。同時,個人創業的收入都只能在四世同堂的家庭成員間共同分享、平均分配,這也造成很多搭便車,使個人缺乏大干特干的激勵,“大鍋飯”之下沒興趣苦干巧干。這是“李約瑟之謎”背后的重要原因。

          儒家體制的特點之二在于儒家選擇了追求穩定、追求抗風險,而不是追求“增長”或生產力的最大化。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中國最多時有100多個王國,相互之間戰爭不斷,民眾整天面對暴力威脅,暴力風險之下難有安全感,民不聊生。在這樣的背景下,孔子選擇“穩定優先”,而不是“增長優先”;首先追求生活穩定,而不強調提升生產力、增加收入。孔子講,“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他的核心邏輯就在此,物質產出少一些,沒有關系,但缺乏安全感、整天擔心戰亂風險和災害風險,擔憂生老病死,那才是問題所在。

          在現代金融投資理論中,我們強調要用“回報”和“風險”兩個維度來評估投資選擇,有的人不怕風險、只看重回報,所以他們會選擇高回報與高風險的投資;而另一些人厭惡風險、不愿冒險,不在意回報的高低,所以,他們以穩定第一,選擇安全度高但回報低的投資。按照這個框架理解,孔子就選擇后一種,不在乎回報(即增長),只在乎把每個人死死地固定在名分等級秩序里,使人際互助交換沒有不確定性,每個人只有服從義務,給社會帶來整體安全感。

          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跟西方社會從中世紀后期商業革命帶來的偏好追求“增長”是異曲同工,當然,西方早早地就追求“增長”,使工業革命在那里發生。但是,這與孔孟追求“穩定”、放棄“增長”是相反的。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處世哲學,更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體制定位。在孔孟看來,發展才不重要,更不是硬道理;追求穩定,改善大家應對風險的能力,才是更重要或者說唯一重要的事情。所以,即使有了發明創造,也不一定有人去利用發明去提升生產力、增長收入。

          “李約瑟之謎”講到的是中國人為什么不把這些發明變為提升物質生產能力的技術?而在儒家看來,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孔子儒家根本不在意收入是否增長,而更在意降低風險。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評價儒家文化的貢獻的指標不應該是“是否有增長“、”生產力是否有提升“,亦即當李約瑟以”是否帶來工業革命“來評估儒家的貢獻時,從一開始就對儒家不利,答案一定會是負面的,因為儒家從一開始就不以此為出發點;而應該以儒家是否真的”使人們應對風險的能力更強、生活更安全、社會更穩定“來評判儒家的貢獻,那樣做才是公平的。

          從實證角度看,從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點就逐漸脫離科學技術,轉向儒家等文化哲學。比如,熊秉元教授跟他的兩位合作者對《漢書.藝文志》——也就是官方史書里匯總的中文書籍總目錄——做了詳細統計,發現漢朝藝文志中,科技類書籍占比大概23.6%,還非常高;到了隋朝,科技技術類書籍占14.9%;到了唐朝,下降到10%多一點;而到宋朝更是降低到2.6%,明清時期也沒有超過5%。可見,獨尊儒術之后,尤其是宋代,把古代學人對科技類話題的興趣和著述降低幾乎零點。由此看到,儒家主導中國社會之后,科技真的是每況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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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更是開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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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創造發明,社會的開明度和自由度非常重要。比如,戰國時期、三國時期和五代十國時期都很混亂,朝廷忙于應戰,無暇顧及管制社會,給民間更多自由,但根據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與同仁的統計,那些時期恰恰是中國人均創造發明數創歷史新高的時期。

          此外,科舉考試也是一個劃時代的關鍵因素。隋朝開創科舉考試,唐朝繼續發展,但是隋朝和唐朝時,只有貴族世家的后裔才有資格參加考試,老百姓子孫無資格,所以那些時期的科舉體系對草根影響不大,普通子孫還有心思想著科技的事、想著原創知識的事。

          可是,到了宋代,情況發生根本變化。宋太宗把科舉考試從貴族世家擴大到平民百姓子孫,導致全國各角落的讀書人只關注科舉考試的核心內容——四書五經,只關注儒家經典說了什么、講了什么。一旦儒家經典成為讀書人幾乎唯一的關注,這就造成幾方面后果。

          一是全社會知識人對科技研發更無興趣,對自然世界、物理世界的規律無興趣,對畝產量如何提高無興趣,這就是為什么宋明清時期的科學書籍占比不到5%。二是即使非科技類書籍中,也不是各種史書哲學藝文都受到重視,而是大家把精力都集中在儒家思想上,比如熊秉元教授跟同仁對漢代以來《漢書.藝文志》做的統計,發現儒家書籍在漢代占39%,到唐朝占40%左右,還低于道家著作(道家書籍占50%左右),說明到唐時期,儒家還并不是社會中的“一支獨大”,還有些各家爭鳴的氛圍;可是,到宋代,儒家書籍劇烈上升,占所有書籍的71%,明代更是上升到82%,清朝也類似。由此可見,宋代讓四書五經成為科舉的核心之后,儒家思想幾乎成為全社會學人的唯一關注,從精英到草根家庭的讀書人,幾乎人人沉浸在儒家著作之中。三是書籍的內容大大改變,以前的書籍多以原創知識為主,但宋代開始,轉為以詮釋儒家經典、注解儒家經典的書籍為多,這導致一定程度的知識老化、靜態化,使思想文化不再有創新,而是僵化。

          所以,中國社會在宋代之后連發明創新也沒有了,變成一個全面守舊的社會。宋代所經歷的變化,實際上跟中東伊斯蘭社會在12世紀以來的變化幾乎完全一樣。在11世紀末期的遜尼復興改革之前,伊斯蘭科學非常輝煌,其商業也非常興旺。但是,遜尼復興改革于12世紀不斷深入之后,伊斯蘭社會的世俗政府逐步被宗教控制,信徒的生活和世俗活動被高度宗教化,導致伊斯蘭書籍出版也更多轉向宗教經典的詮釋解讀,不再追求新知識的發現和發表,而是停留在對過去宗教經典的解讀上。

          按照哈佛大學教授Eric Chaney的研究,在伊斯蘭教初期的七八世紀,科技類著作占伊斯蘭出版物的3%,到11世紀達到11%,可是,12世紀的科技原創知識類書籍降到5%,到14世紀繼續下降到3%,結束了伊斯蘭科學的輝煌。尤其是,一旦學者的追求不再是發現新知識,連書籍也不再強調原創性知識,而是更關注對以前經典的解釋,這個社會的方方面面發展活力就自然停止了,對自然、對人性的認知也就成為死水一潭。

          宋代的科舉考試改變了草根階層的激勵框架,包括形成了所謂的“應試文化”,讀書只是死記硬背為了應對考試,影響一直延續至今,以至于很多父母現在都還沒走出這個境界,國內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也并沒把發現新知識、生產新知識作為自己最重要的訴求,只是把自己看成是照本宣科的教書匠,只講別人的研究發現,只宣讀別人的思想認知。這就是為什么國內的人文社科這些年每況愈下,跟世界越離越遠的重要原因。當然,科技領域還是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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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洋務運動以來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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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紀晚清洋務運動之前,人們對于把發明轉變成有用的技術一直沒有多少興趣。可是,鴉片戰爭失敗帶來的沖擊,包括太平天國內戰間體驗到的洋槍洋炮、甲午戰爭的失敗等等,迫使中國精英進行全方位反思。被迫之下,只好開始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工業技術。引進科技當然具有歷史意義,但同樣重要的是,修改了儒家歷來的“穩定第一”“抗風險第一”,而不是“發展第一”的價值定位,轉變為“發展第一”“增長第一”,也就是改變為追求生產力的增長,不再以保守自居。這當然是對儒家的一種根本性修正,或者說是一種背叛。這種價值觀轉型從根本上為后來追求科技創新做了鋪墊,包括為19世紀后期、20世紀初期私營企業家創辦新式企業提供了道義上、法理上的支持。不過,那個觀念轉型不是一兩天就能完成的,要改變兩千年來建立的儒家價值體系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做到的,比如,對商人、對商業市場、對商業利潤的態度,很難說經過洋務運動就從負面改為正面了。后來在20世紀,又是軍閥混戰,又是內戰,又是政治運動,使得洋務運動開啟的轉型過程不斷遭到停頓。

          到1978年,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不再打倒“投機倒把”,承認市場經濟、民營企業、私有財產的地位,“致富光榮”“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等于承認民營企業和商業利潤的合法性與道德性,在觀念上這些都是顛覆性的改變。加上鄧小平的名言,“發展是硬道理”,毫不含糊地把“增長”放在首位,而不是追求儒家的“穩定”和“抗風險”;鄧小平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也是對儒家的“不患寡”“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否定——這些變化從道德和政策層面完全解放了企業家的創新激勵,使他們不再在道義上面對將發明轉換成提高生產力的技術的障礙,甚至自己的企業也有激勵投身于科技研發的浪潮中。這些都是歷史性的轉變,結束了長達兩千多年儒家對創新發明的抑制,讓中國社會丟下了歷史包袱,可以輕裝走上科技發展之路。

          當然,有了道義上、政策上對民營企業和商人企業家的承認,甚至鼓勵,這還不夠,還需要資本市場這樣的“激勵加速器”,否則,中國過去二三十年不可能快速成為科技大國,讓世界其它國家都感覺到來自中國科技的競爭壓力。

          2021年2月快手科技在中國香港上市,公司市值達到1.4萬億港元,其創始人宿華身價超過220億美元、1400多億人民幣。宿華出生于湖南湘西農村,是真正的草根背景,但是,這些都沒有妨礙他在2015年創辦快手之后,很快得到風險資本的支持,令他在短短5年里使公司快速創新增長,一下子成為市值有這么大的天文數字的公司。像騰訊、阿里、京東、大疆等各家科技創新公司也大致如此。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完全離不開股市的激勵作用,因為一方面國內在1990年推出A股市場,后來推出創業板、科技板供科技創業公司上市;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可以到美國、到中國香港上市,這樣一來,有了創新公司的投資退出機制,風險資本就愿意來到中國,給有能力、有創新的年輕人提供大量的資本支持,于是,就產生很多像宿華這樣的激動人心的財富故事。

          有了這些創新的財富故事,整個社會的年輕人、中年人的創業致富、科技致富的激情就被真正調動起來,形成一個中國社會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創新生態,不僅道德上和法理上的障礙不再存在,而且在科技創新的正向激勵上也發揮了登峰造極之極致。

          生活在2021年,必須承認,從洋務運動到現在的160年里,中國社會經歷的變化真的很大,是根本性的變遷:從原來的“穩定第一”轉變到“發展優先”“增長優先”,從觀念上貶損商業利潤轉變到“致富光榮”。

          單單從出版方面看,現在科學技術類的書籍占每年出版物的30%左右,這樣的結構跟歐美社會差不多,完全改變了從宋朝以來科技書籍只占2%、不到5%的狀況。現在,教育部和其他部委也要求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多在世界一流的學報上發表論文,盡管這個追求過于死板,但從另一角度看,由于國際學報不會刊登詮釋類、注釋類的論文和書籍,只會刊登充滿新發現、新知識的著作,所以,這種追求迫使國內大學和研究機構也必須以新發現、新知識為導向,這跟宋代開始的只注重詮釋經典的學術導向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說,在追求生產力、追求增長和科技創新方面,當初洋務運動設想的目標終于算是實現了。

          所以,為了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科技局面、認清未來必須堅持的路線,我們應該好好了解和珍惜洋務運動以來所實現的轉型和進步,千萬不要破壞這些成就,尤其不能損壞這些創新生態,否則,中國很難鞏固并維持長久的創新型國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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