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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武:新冠只會加劇貧富分化、仇外及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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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Ce Thinktank
          普世價值最終還是會把各個不同的人種、民族拉回到一個發展方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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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武:新冠只會加劇貧富分化、仇外及動蕩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接受FT中文網專訪,探討這場發生在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和數字監控時代的全球疫情,將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長遠影響。

          更新于2020年10月23日 采訪者:FT中文網編輯 王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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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爆發后,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在他主持的“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上,先后發布了近二十篇中外學者關于歷史上大型瘟疫的研究論文。金融學者出身、曾任耶魯大學終身金融學教授的陳志武,近年的研究興趣從純粹的金融理論和實踐轉移到了用量化的方法研究歷史。我們近期采訪了陳志武教授,試圖將新冠疫情置入更廣闊的世界格局背景之中,以一個更為長程的視角,來探討這場發生在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和數字監控時代的全球疫情,可能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長遠影響。

          陳志武教授認為,這次新冠疫情在幾個方面不同于歷史上的大瘟疫。首先,得益于現代醫學和政府干預,新冠迄今造成的生命損失仍遠低于過去的一些大型瘟疫。二是,各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干預疫情和救助經濟,而這類職能在過去往往由民間社會和宗教組織承擔。這種超常規的國家干預一方面是因為,在疫前福利社會和民粹主義思潮就已經相當流行,將各國政府置于“必須做點什么”的壓力之下,同時也是因為,社交媒體放大了各國社會對于疫情的焦慮感。但他警告說,大規模的甚至不設上限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會給疫后世界埋下巨大的債務隱患,債務危機將幾乎不可避免。

          超常規干預的另一個后果,則是“大瘟疫每每會縮小貧富差距”的歷史規律將被改寫。陳志武教授說,各種刺激手段讓富人資產進一步膨脹,而普通人的工作崗位在疫后會面對人工智能的加速搶奪,貧富差距因此會不降反升,導致民怨、民粹和仇外情緒進一步惡化,各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的動蕩格局進一步加劇,“沒有十幾二十年,人類社會將很難走出這個局面”。

          但就像歷史上的大瘟疫也會帶來一些“破壞性創新”一樣,陳志武教授認為,這次疫情也給了世界一個機會重新思考人類社會應當如何共存。他認為,這次疫情帶來的制度創新會體現在疫后各國對待全球化的方式上,過去幾十年里國與國之間“不問你是誰,只想一起賺錢”的交往模式將被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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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武:“大瘟疫往往縮小貧富差距”的歷史規律,這次會被改寫

          以下是我們與陳志武教授的訪談實錄:

          FT中文網:這次疫情在全球爆發已經半年多了,在您看來,它與歷史上的大瘟疫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陳志武:這次疫情,不要說與過去幾百年相比,哪怕與20世紀之后的、比如說1918年那次西班牙大流感相比,影響都非常不同。歷史上,疫情持續時間都比較久,打擊都比較深。但是這一次,病毒產生影響的方式、各國政府介入的方式、老百姓再加上互聯網等等應對的方式,差別都很大。過去發生大流行病時,各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基本上都不介入賑災,比如在歐洲,一般會把這個工作留給教會去做。即使到1918年時,歐洲國家政府提供的幫助都不是很多。這一點上中國稍有不同,因為中國沒有宗教的傳統,所以歷來大家都指望著政府去救災。但這一次從一開始,各個國家都拿出了大規模舉措去救經濟,去幫助那些失業的老百姓家庭,去援助那些染病的人。這使得這次疫情到目前為止造成的傷害,特別是死亡人數,跟以前的大流行病相比,還是要小很多。目前全球因新冠死亡人數110萬出頭,當然死任何一個人都不是好事,但這個數字比起1918年到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的全球5000萬人的死亡來說,還是小得多。這主要應該歸功于現代醫療體系,也要歸功于各國政府的作為。應該說,這次疫情中,國家代替民間機構、市場力量去給社會提供許多支持,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FT中文網:一項對過去600年間的12次大型瘟疫的研究發現,每一次大疫情都會導致利率——也就是融資成本的下降,主要原因是疫情使得投資需求減少,儲蓄增加,從而壓低利率。這一次疫情前,全球利率水平已經在低位維持相當久了,再加上疫情間各國出臺的大規模財政與貨幣刺激政策,這些會對未來5到10年的金融市場產生什么影響?

          陳志武:短期和長期的影響都會有很多。比如說美聯儲稱要把低利率至少維持到2023年,而且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再設置上限,美國國會到目前為止出臺了十幾萬億美元的救助方案。歐洲、亞洲各國加在一起,數字也非常大。這樣做的短期效果是,至少把大家的對經濟、對財富的擔心給穩住了,但是長久的后患也會非常嚴重。因為這樣一來,企業沒辦法按照企業的規則去做,家庭個人開支也不需要太多擔心,反正實在不行,政府也會出來幫忙的,連印度也是也是這樣子,歐洲就更不用說了。這樣一來,個人的責任越來越被淡化,什么都交給政府了。但實際上我們想一想,如果各個國家的政府都沒有上限地去救濟,到最后誰來買單?錢由誰來出?大家放心,羊毛出在羊身上,到最后還是要全社會的老百姓來付。我非常擔心這給各個國家的長久的財政、金融、實體經濟帶來的結構性扭曲,一些國家的債務危機最后可能會不可避免。

          FT中文網:是否也會出現比較嚴重的通脹?

          陳志武:通脹可能也是代價之一,因為到最后,各個國家的政府肯定會在相當程度上通過印更多鈔票來對付財政挑戰。印鈔票等于是慢性割肉,就像我們說的溫水煮青蛙,不會讓你感覺到那么痛,但實際上是通過貨幣放水,把老百姓的財富慢慢轉移到國家的財政部門,來解決這些財政危機。我相信肯定會有一些國家沒有辦法管理好,最后會演變成為一方面是高通脹,另一方面是越來越突出的財政危機的局面。這些國家的國債價格會跌很多,使得實際的債務利率升高,通貨膨脹也會非常高。

          FT中文網:在這次疫情之前,中國政府的債務水平已經引發很多擔憂。您認為中國政府這次在救災和維持債務水平之間的平衡掌握得怎么樣?

          陳志武:我覺得這一次從1月份開始,中國央行的人民幣供應是增加了的,但沒有像美國和歐洲央行那樣子大幅度放水,財政救濟也不像歐美和日本那樣沒有上限。這方面做得滿到位的。但這個代價也很大,尤其表現在民營的中小微企業被犧牲掉了。因為從年初開始,中國政府的有限的財政和貨幣支持,重點都用在了國有企業和大型的民營企業上,而小微企業,包括餐飲業,得到的幫助非常之少。相比之下,美國幾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大多數都直接給了中小微企業,因為就像在中國一樣,百分之八九十的就業是由中小微企業提供的,讓它們活下來,對整個美國社會的就業可以起到非常強的穩定作用。但在中國,這次新冠病毒之后,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中的重要性、占比程度會大大提升,而民營經濟的分量會相應下滑。這也是為什么我這么多年總是希望提醒決策官員,重點救誰和不救誰、怎樣去救,每次這樣的決定都會對整個中國經濟的結構產生影響。

          FT中文網:這是社交媒體時代發生的第一場全球性大流行。您認為,社交媒體如何影響到這次各國的防疫方式和力度?

          陳志武:我在疫情初期就說過,社交媒體放大了各國社會對這場疫病的緊張和焦慮感,而很多政府是基于這種被放大了的情緒來做出反應,使得一些救濟措施可能也被放大化了。

          比方說,我老家在湖南茶陵的一個村。我小時候,有時也會聽說家鄉某地發生了瘟疫,但等到這些消息或是病毒傳到我們村的時候,它的影響往往差不多已經結束了,病毒已經弱了很多,也沒那么多人一下子同時發生恐慌。但這一次,疫情的消息鋪天蓋地,占據我們所有的信息渠道,給人的感覺是,除了恐慌以外沒有別的選擇。但我們都知道,病毒作為一個生物過程,有它自己的規律和周期,與貨幣周期、信息傳播周期是不合拍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明白,你的貨幣放水速度可以很快,一天就可以放很多,財政援助也可以一天提供很多,但是病毒的生物周期則是很慢的,而它一定要走完自己的周期。印鈔票只是解決近渴,不能夠解決跟病毒的任何問題。如果拿到救濟款的人到處去跟人去握手,高興地去酒吧喝酒或者開party,反而是幫了倒忙是不是?

          FT中文網:許多研究發現,在過去,大瘟疫造成的大規模人口死亡會導致疫后勞動力緊缺,從而推高工資,減少貧富差距。這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沒有歷史上這么高,但我們也面對一個新情況,就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讓機器人更快地取代人類的工作。因此,這次疫后,工人收入和貧富差距會發生什么變化?

          陳志武:總體而言,這次新冠病毒給收入差距帶來的影響,跟歷史上會完全不一樣。根據很多歷史學者的研究,在過去,大規模降低財富差距的,最主要是兩種力量,一種是大瘟疫,一種是大型戰爭。瘟疫或戰爭造成大量死亡,因此活下來的人工資會上漲。同時,瘟疫或戰爭會使得富裕家庭的財富縮水。兩者疊加,就會讓財富差距、收入差距縮小很多。但是這一次跟以前不一樣。我的許多朋友這次都在說,看不懂,為什么一方面在新冠病毒的沖擊之下,人們都痛苦連天,不敢出門,經濟不景氣,家庭收入越來越緊張,可是為什么另一方面,股市金融市場卻漲這么多?問題就出在央行不斷放水,財政支持也沒有上限。放這么多的水,股市和其他的金融市場不上漲也很難。結果就是,新冠之下,富裕家庭的財富不但沒有縮水,反而還漲了。而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盡管暫時得到了政府的失業和其他救濟,但因為AI的影響,疫后企業對員工的需求會減少,普通工人的工資水平可能還不如新冠之前。所以國家大規模的干預手段,把歷史規律給改變掉了。這種新的格局是過去的人類社會所沒有經歷過的,人類社會要為這種新的現實找到新的解決辦法。

          FT中文網:疫情發生之前,全球化帶來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已經造成了許多社會分裂和動蕩。這次病毒蔓延得這么快這么廣,很多人也將其歸咎于全球化。如果疫后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社會動蕩會不會加劇?

          陳志武:我覺得未來十幾二十年,人類社會的動蕩不穩定,幾乎是很難避免的。總的來講我是比較悲觀的。

          新冠病毒之前,這個世界就已經很不穩定。曾經有幾十年,我們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世界有一個相對單極的秩序。美國愿意去做世界警察,讓世界的各個航道都能夠安全暢通,讓中國的貨船不用擔心哪里會出現海盜把船上的東西搶走。這幾十年間,世界是非常和平的,全球化的各條道路是非常暢通的。但是從2009-10年以后,一直到新冠之前的這幾年,特別是2016年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以后,整個世界的格局被攪得越來越亂。之所以是這樣子,是因為1980年開始的兩種革命——新一輪全球化和新一輪電腦技術革命——使得各個國家的貧富差距、收入差距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民怨民憤都很高。這就是為什么英國投票脫歐,美國選擇一個像特朗普這樣的人來做總統。民粹主義在美國、歐洲、甚至亞洲各個國家興起,出現了很多政治強人,排斥外國人的情緒都非常強。這個時候,又來了一個新冠病毒,而新的世界秩序中又沒有人站出來擔任領導角色,怨恨會被抬到一個全新的高度。靠什么來發泄?到最后不會是白白憤怒一番。各個國家的政治家都會去利用這種情緒去做他們想要做的。歷史上,民憤民怨的發泄主要是靠大規模的瘟疫、大規模的暴力事件,包括戰爭、改朝換代來解決。但這一次,瘟疫已經發生了,我們也不希望有真正的大的戰爭,怎么辦?一個變通的辦法是新冷戰。

          當然我覺得新冷戰實際上在過去幾年已經開始了。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之下,等新冠病毒一旦穩定下來,各個國家把時間和精力放在病毒之外的話題上的時候,新的世界格局會在那個時候暫時形成,那個時候對中國,我覺得是會非常的不利。因為不管是美國人、歐洲人、亞洲人,肯定要找人為疫情負責。找誰?肯定是找其他的國家。所以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多邊組織的運作,在未來十年會面對很多挑戰。而如果世界秩序亂了,中國這樣的貿易大國會首當其沖,要付出很多代價。人類社會要從這個局面中慢慢走出來,我覺得沒有十到二十年會很困難。

          FT中文網:那您覺得發生一場熱戰的可能性有多大?

          陳志武:當然首先我要強調,我希望各個國家的領導都能夠承擔起這個責任。人類社會在過去幾千年的發展中,最讓人感到欣慰的,就是暴力死亡率、戰爭死亡率、戰爭的頻率一直在下降。過去兩三千年人類死于戰爭的比率、頻率大概下降了1500倍左右。在這樣一個大趨勢之下,不要在今天,我們21世紀的人又把人類帶回到暴力和戰爭的狀態中去。

          從貧富差距的角度看,如果發生熱戰,對有錢人的財產肯定沖擊最大。但是另一方面,冷戰也會沖擊有錢人的財產。比如說像中美之間,如果冷戰繼續下去,中國公司和個人沒辦法到美國去做生意和投資,美國的公司和個人也沒法來中國,這樣對雙方資產的價格、公司股權的價值都會產生很大影響。但如果說必須得要在冷戰和熱戰之間做一個選擇的話,那么不用多想,我們肯定還是愿意接受冷戰,畢竟不會死那么多人。當然最好的安排是,各個國家都往市場經濟方向走很遠,進行深化的市場化改革,讓冷戰都不需要發生。但很遺憾的是,今天的發展趨勢與這個良好的愿望非常不一樣,這也是讓我和很多朋友都非常擔心的。

          FT中文網:一些研究顯示,歷史上的大瘟疫雖然會造成重大的生命損失,但也會帶來所謂的“破壞性創造”,比方中世紀的黑死病在某種程度上就促成了北歐的工業化以及城市化進程。這次疫情是否也會帶來一些創新,幫助我們在疫后更快地重建世界秩序?

          陳志武:可能我們中國人一說到創新,都會想到高科技的創新。技術創新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社會組織方式的創新對于改善人的生活同樣非常關鍵。

          這次新冠病毒會在很多這些方面逼著人類社會去做調整。一個重大的調整就表現在,過去四十年,幾乎所有人都強調全球化,都支持全球化,大家不去強調意識形態的差別,不去強調價值觀的不同,不問你是誰,不管你為人處事的方式,只關注怎么樣一起賺更多的錢。這次新冠病毒會徹底改變這一點。它會逼著各個國家去思考:我今后到底更應該跟誰做生意?因為如果不問你是誰,我和你的經濟高度攪和在一起,而出現問題我需要你幫助時,你完全不給幫助,我就會非常被動。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疫情之后,各個國家會重新去審視價值觀上的問題,也就是對方是誰的問題。這會對世界秩序產生很大的影響。然后,經過一些反思,經過一些重構,再過十到二十年,新的世界秩序會糾正過去四十年中世界秩序里的一些弊端。這一方面的創新,我覺得會出現不少。

          FT中文網:在經歷這樣的重新思考后,全球化進程會呈現一種怎樣的面貌?

          陳志武:我覺得,在發達的持普世價值觀的國家之間,會出現一個更高質量的全球化。而這些國家之外會出現另外一個體系,可能會是一個小群的貿易體系。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新一輪的冷戰正在發生,它會把世界大致上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國家的陣營,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規則、交易規則會更加一致;另一個陣營的看法規則也會比較一致,而價值觀跟美國為主導的陣營不一樣。這兩個陣營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往來會比今天低很多,就像當年華沙條約國家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之間,基本上沒什么貿易關系。

          當然這一次新冷戰不會完全重復上次的局面,因為如果說中國一邊美國一邊的話,兩邊的經貿關系要完全脫鉤,降到零,那是不可能的。也正因為這一點,很多專家說新冷戰還沒有到來,他們認為只要中國跟美國之間還有經濟關系,就不可能有新一輪冷戰,這是教條的理解。我們講的冷戰是相對于熱戰來定義的。只要沒有熱戰,而兩個國家之間有較量的話,那就是冷戰。

          FT中文網:我想再回到這次疫情。各國政府對疫情前所未有的干預政策,除了各種救助措施外,還體現在對數字監控技術的大規模使用上。您認為這會帶來什么長久影響?

          陳志武:這次疫情中,在各國都出現了一個現象,就是借防疫的機會,政府之手伸得非常遠,滲透到了全社會各個方面。比如大家都必須服從政府指令去做病毒檢測,有些國家給公民發放健康碼,每個人把自己的手機信息完全公開化透明化,讓政府隨時隨地可以追蹤。疫情期間我們會覺得,犧牲一點個人隱私換取安全是可以接受的。但我們同時也要想,在病毒結束以后,有沒有什么方式,我們能把自己的隱私權從政府手中拿回來,讓政府把已經建立的跟蹤系統、數據庫等等停止掉。我們要思考的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是,為什么說我們是人?我們人在這個世界上跟豬有哪些區別?如果到最后,我們每一秒鐘在做什么吃什么買什么用什么見什么人都可以跟蹤的話,那我們的生活跟豬有什么區別呢?這個就變成一個新的挑戰。

          FT中文網:在新冠疫情前,世界享受了近四十年、幾乎不間斷的穩定繁榮期,生活在其中的我們對此習以為常,但歷史學家會指出,這個階段在歷史的長河中其實是一種異常現象,因為歷史大部分時候,人類面對的是災難、戰亂和動蕩。這次疫情讓各種潛在的矛盾集中爆發,是否會讓我們回歸到更加動蕩不安的歷史“常態”中去?

          陳志武:放在人類歷史上看,過去四十年應該說是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個黃金發展期,也是一種非常態時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自己這代人是最幸運的。我是1962年出生,到1980年時正好18歲,從讀大學開始一直到最近幾年,延續四十年的全球化黃金時代恰恰是我這代人最重要的黃金工作年份。如果未來一二十年,這個世界走得越來越爛的話,我們肯定也要深受其害,但無論如何我們已經走向退休,而對年輕人來說,他們的人生將遭遇很多波折。所以這當然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

          但如果把目光放得更遠,長遠來看,我還是非常樂觀的,因為人類最靠得住的一個人性特點,就是要活下去和過著好日子活下去,這個愿望總是很強烈。為了好好活下去,在關鍵的時候,大家都會愿意去做出一些讓步。所以到最后,我覺得,普世價值最終還是會把各個不同的人種、民族拉回到一個發展方向上去。對這一點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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