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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aturday, Aug 2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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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專業化和去行政化:中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的治理變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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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Ce Thinktank
          ChangCe Thinktank
          讓專業意見在公共政策決策和執行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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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專業化和去行政化:中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的治理變革之道

          顧昕 寧晶

          來源:《學習與探索》2021年第1期 轉自“浙大社會治理”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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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疾控體系的治理變革是公共衛生體系補齊短板的關鍵之一,尤其是健全預警響應機制,才能強化底線思維,時刻防范衛生健康領域重大風險。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中國疾控體系在風險早期預警方面呈現出短暫的失靈,提升其能力的呼聲不斷。然而,疾控體系的健全之道,不僅僅在于政府增加投入,更在于整個體系的治理變革。治理變革之道,在于重構專業服務與行政力量的關系,讓疾控中心走向專業化,并由政府發揮引領作用,推動疾控中心與其他相關主體(如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科技企業等)建立社會治理共同體。在疾控體系變革中引入社會治理的理念,關鍵在于讓社群機制在疾病控制的專業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讓專業意見在公共政策決策和執行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關鍵詞:疾病控制;公共衛生;社會治理;社群機制;專業化;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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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疾控體系變革必須置于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的大格局之中

          放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一場大考?在任何一個地方,公共衛生體系都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公共衛生的治理能力與疫情的防控水平密切關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只有構建起強大的公共衛生體系,健全預警響應機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才能強化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時刻防范衛生健康領域重大風險[1]?

          與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有所不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中國面對的是一個未知疫情的阻擊戰?中國疫情治理實踐中出現一些問題或紕漏,尤其是在初期階段,這并不奇怪?十全十美的事情是沒有的,對此進行反思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作為公共衛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疾控體系,在未知病原疫情的早期預警上存在著短板,是確定無疑的,而補齊短板,健全疫情預警響應機制,進而改善疾控體系,是中國公共衛生體系強化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的關鍵之一?

          實際上,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重建中國疾控體系以及在更廣范圍內重視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呼聲已經不絕于耳?呼吁者并不限于公共衛生專家,也不乏醫療衛生界之外的重量級知名人士?實際上,這一呼聲并非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才出現,而是早已出現?2020年5月11日,新華社《瞭望》新聞周刊刊登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院士的長篇采訪,全面論述了中國公共衛生體系所面臨的問題,其中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公眾缺認知?領導不重視,但不切實際的期望卻特別多?特別高[2]?由此可見,對公共衛生的重視一直停留在口頭上,卻極少落到實處?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或許能為這一境況的改善提供難得的機遇?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演變與發展,無疑給科學工作者(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留下了大量值得反思的課題,而這種反思,對百姓,對國家,對民族,無疑是有益的?唯有進行深刻的反思并將反思的結果落到實處,我們的國家才能在未來有能力做到時刻防范各種領域的重大風險,實現疫情防控的常態化?其中,反思的焦點之一在于流行病學家,尤其是流行病學家的重要匯聚點——中國疾控體系?盡管眾說紛紜,但有一個共識正在凝聚,這就是,面對一場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中國疾控體系的確存在短板,尤其是在突發公共衛生風險的早期預警領域?疾控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無疑是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于突發性疫情的管控來說,尤為重要?簡言之,如果將突發性疫情管控比喻為一個“大宅門”的安全保障,那么疾控體系理應扮演好“吹哨人”和“守門人”的角色?現在來看,中國疾控體系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角色扮演值得反思?

          對中國疾控體系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反思,還有漫長之路要走?這一反思涉及諸多維度以及不盡其數的歷史事件,本文無法一一論及?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聚焦于兩個關系,但這兩個關系的處理貫穿著疾控治理體系改善和治理能力提升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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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能力建設與治理變革的關系

          最為流行的一種見解是,中國疾控中心的能力建設亟待加強,尤其是在基層,而基層疾控中心被視為抗疫的前哨站?至于說加強能力建設的建議,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政府投入”?2020年2月,在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高峰期,曾任上海市和重慶市市長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的黃奇帆在《中國經濟周刊》發表長文《公共衛生領域需要供給側全面改革》,建議政府財政應把計劃投資項目上的錢,轉移一部分到公共衛生等公共設施領域,提高國家公共衛生供給質量,并以此政府消費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3]?此文曾在2月18日先行在《中國經濟周刊》官方微信公眾號上發表,選擇了頗具震撼效應的標題《疫情之后中國公共衛生系統要花兩三千億補短板》,引發眾多微信自媒體和網絡媒體的轉載?當然,毫不奇怪,政府增加投入的吁求也在公共衛生界引起廣泛的共鳴?

          實際上,在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其他領域,例如公立醫院改革,相當流行的對策也是“增加政府投入”[4]?在很多人看來,增加投入就意味著能力提升?然而,非常明顯的是,增加投入最多只能產生短期能力增進之效,而讓增進的能力產生實際的績效,則需要良好的治理體系,其核心是激勵機制設計?

          模仿美國CDC體系,中國疾控體系建于2002年?2002年1月,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成立;當年,27個省級疾控中心掛牌運行,同時大約1/3的市(地)和1/5的(市)縣也組建了疾控中心[5]?到2003年,疾控中心在各個行政層級都建立起來,絕大部分是原防疫站(所)更名而成?無論是從機構數量還是從人力資源的規模來看,各級疾控中心在中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中都占相當大的比重(見下頁表)?

          2003年7月,在SARS疫情結束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副總理吳儀痛責這一龐大體系的混亂不堪,“目前,國家?省?市?縣四級都建立了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但定位不清,職責不清;機構不少,功能不強;隊伍龐大,素質不高;設施陳舊,條件落后;防治脫節,缺乏合力;經費不足,忙于創收”[6]?正如公共行政理論所揭示的,在行政化的科層體系中,任何一個分部門所遭遇的危機,往往會變成其最大化自身預算和規模的良機[7]?SARS疫情的暴發自然為中國疾控中心大規模的能力建設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契機?國家衛生部與國家發改委當年共同制定了總投資額超過100億元的全國疾控中心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此外,德國和日本政府也為中國疾控體系建設提供了贈款或貸款[6]166?除了一次性的投資之外,2004年全國各級疾控機構日常性財政撥款和補貼,在中國公共衛生政府投入總額中的占比高達58.5%?顯然,這是一個難以持續的占比?此后,疾控機構所獲的占比有所下降,近年來下降到40%左右的水平,而這一占比也難言不合理?

          政府投入增加當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能力建設,但能力建設的強化并非必然伴隨著體制的改變和治理的完善?在2003年SARS危機之后,中國疾病控制體系的能力建設的確加強了,但其服務機構并未成為獨立的專業機構,其業務經常受制于同行政級別的地方政府的干預?在很多情況下行政干預具有政治性而非專業性,最典型的就是,地方政府有時出于擔心地方經濟發展受到負面影響會阻撓當地醫療機構或疾控中心對疑似傳染病疫情的專業性上報和披露,有時地方政府及其管轄下的疾控部門又會出于爭取上級政府撥款的考量(即所謂“財神跟著瘟神走”)而主動上報?甚至夸大當地的疫情[8]?無論是“淡化處理”還是“高調處理”,均出于特定時空情境下政治經濟利益的計算,而不是基于專業性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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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經濟利益計算的緣由五花八門?曾光院士在前述《瞭望》周刊的采訪中舉例說明,現在很多城市都在爭創國家衛生城市,指標之一是無甲?乙類傳染病暴發疫情,無脊髓灰質炎病例發生,無院內感染引發的傳染病暴發疫情和死亡事故?在這樣的指標體系下,如果爭創國家衛生城市的重要關頭出現相關傳染病,會不會即便疾控機構想報告,但上級政府不準,最終還是不報告?如果疾控機構一意孤行報告了,疾控機構的領導會不會反而被認為“沒有大局意識”,受到上級政府批評?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初期,這樣的情形也出現了?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華生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通過對各種公開信息抽絲剝繭式的回溯性分析揭示,“淡化處理”的地方施政策略以及疾控體系治理結構的不當,致使疫情早期預警機制失靈[9]?

          中國新冠肺炎病例初現于2019年12月1日,但距離2020年1月18日中央政府派出專家組考察武漢后得出新冠肺炎“人傳人”的結論,過了近50天?這就是行政化科層體系下過度依賴傳統信息傳達渠道所造成的一個問題?由于治理機制不暢,尤其是地方政府與衛生行政部門自上而下運作的行政機制與公共衛生/醫療保健專業共同體之間的社群機制沒有形成互補嵌入的格局,社群機制無從在未明病原傳染病的早期風險預警中正常發揮作用,這使得中國疾控系統未能在2019年末和2020年初成為新冠疫情防控的最佳守門員[10]?

          實際上,早在2019年2月25日,中國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國家衛健委的一次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實現對39種法定傳染病病例個案信息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實時?在線監測?簡言之,任何醫療機構,只要有傳染性疾病確診,那么就必須登入這一直報系統,而縱向分級建立起來的疾控中心,從中央到地方,均能接收到直報信息,當地疾控中心的法定義務則是針對直報病例展開流行病學調查?

          新冠肺炎疫情一開始是一種致病原因不明的肺炎?值得注意的是,鑒于SARS疫情的教訓,不明原因肺炎從傳染病直報系統之處就納入了直報之列,但有零星研究顯示,不明肺炎的直報率較低,激勵機制有運轉不良之象[11]?這一耗費巨資建立?硬件卓越的直報體系在運作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傳統的行政化科層管理:當醫生臨床發現有疑似傳染病例時,需將信息報告至醫院感染科(或防保科?院感辦),有時還要報備上級行政部門甚至需要等待審批,然后才由專人填傳染病報告卡,再登錄網絡直報系統賬戶,進行信息錄入和上報[12]?因此,在實踐中,是否將不明原因肺炎直報,取決于醫療機構和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對直報的管理?在很多醫療機構,不明原因肺炎是否直報,首先需要呼吸科和感染科作出專業判斷,并獲得管理層的批準,而不同醫療機構管理層的風險意識?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大有不同?相關意識薄弱的醫療機構管理層有時會就是否直報請示當地衛生行政部門,而當地衛生行政部門的風險意識?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也大有不同,自然會導致直報延誤的情形發生?

          早在2020年1月下旬,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在媒體采訪中指出,傳染病直報系統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預警中是否發揮了作用,并不清楚?她認為有必要關注?追問這套傳染病疫情報告響應機制在武漢新冠疫情初期的運行情況[12]?2月12日,楊功煥在接受自媒體深科技(DeepTech)的獨家采訪中再次表示,我們有直報系統,這是我們中國的優勢?但我們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直到2020年1月24日,即武漢“封城”第二天,“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動態監測系統”才在這個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中上線,在原有基礎上加入了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案例個案信息?診治信息?感染來源等相關信息的報告?可以說,這個由政府投資7.3億元打造的技術先進的傳染病監測系統恰恰在新冠疫情監測的早期失靈了28天[13]?由此可見,政府投入也好,技術賦能也罷,疫情風險早期預警不僅取決于技術的先進性,而且取決于治理體系中的激勵結構的設計?

          在傳染病直報系統的技術賦能完成之后,如果能夠建立起基于病例的自動信息預警機制,將不明病原肺炎發生率大規模上升的信息及時上傳,并由公共衛生專業機構及時跟進調查,國家對突發疫情的響應速度必然會大大提高?如果能較早實施疫情治理措施,哪怕是提前幾天時間,哪怕是實施有限的措施(例如暫停大規模聚會等),都可以減輕疫情的蔓延程度,減少突發性公共危機帶來的社會經濟損失?據鐘南山指導并參與的一項研究顯示,如果“封城”等強制措施能夠提前5天實施,4月底的總感染規模就會降低約66.4%[14]?

          就任何不明原因的特發性疫情而言,“早發現”的關鍵在于疫情早期風險監測預警機制的完善?盡管中國在發現疫情之后的“抗疫”實踐中取得了卓越成績,但在疫情早期監測預警體系的建設和機制完善方面,還有值得反思并大力改善之處?就此,2020年5月24日,習近平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會議湖北代表團的審議時指出,“這次應對疫情,我國公共衛生體系?醫療服務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來一些短板和不足?我們要正視存在的問題,加大改革力度,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15]?針對公共衛生體系的短板和漏洞,習近平6月2日主持召開了專家學者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其中特別強調,“要把增強早期監測預警能力作為健全公共衛生體系當務之急,完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系統,改進不明原因疾病和異常健康事件監測機制,提高評估監測敏感性和準確性,建立智慧化預警多點觸發機制,健全多渠道監測預警機制,提高實時分析?集中研判的能力”[1]?中國疾控體系的能力建設和治理變革,尤其是在不明病原傳染病的疫情風險預警機制建設上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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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行政機制與社群機制的關系

          中國疾控體系的治理體系有待完善,具體的建議很多,但從治理理論的角度來思考,核心問題在于如何處理好行政機制與社群機制的互補嵌入性。

          無論是治理經濟事務還是社會事務,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這一關系的處理,實際上包含兩個相關聯卻又不盡相同的問題:一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和角色是什么,二是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的關系是什么。相對來說,第一個問題得到了較多的討論,并在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公共管理學家那里早已成為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話題,并時常會激發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關注。在醫改政策和產業政策領域中持續多年的政府與市場之爭[16]就體現了這一點。對第二個問題的討論,盡管多有觸及,但常常止于蜻蜓點水的情形。

          更為嚴峻的是,學術界對于社群機制的關注,完全呈現為另外一種境況。即便是社群機制本身,也只有少數學者在研究,不僅從未成為顯學,而且也從未引起媒體的關注,更沒有出現影響廣泛而深遠的大辯論。這樣一種吊詭的境況,即便在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Ostrom)于2009年因社群治理研究上的杰出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也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觀。在奧斯特羅姆領銜的布魯明頓學派(theBloomingtonSchool)那里,社群機制以及基于社群機制的多中心治理的適用領域,并不限于漁場、林場、河流等公共資源[17],而是遍及社會經濟生活。可是,時至今日,對社群機制的重視,在公共管理的實踐中,都遠遜于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布魯明頓學派的影響,也僅僅止于公共管理學術界,并沒有遍及經濟學界、政治學界和更為廣泛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界。這一點,無論是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還是具體到突發性疫情公共治理的完善,都是不利的。

          由于奧斯特羅姆從學科角度來看屬于公共管理學者,因此其揭橥的多中心治理在公共管理學界得到普遍認同,但公共管理學界并沒有對作為多中心治理實質的社群機制和社群治理本身加以深入發掘,社群治理與行政治理和市場治理的關聯,也沒有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在社會影響力異乎尋常的經濟學界,社群治理的重要性基本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尤其是經濟學主流學者的重視。作為非主流經濟學的領軍人物,在演化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和復雜社會系統動力學等領域作出杰出貢獻的薩繆爾·鮑爾斯(SamuelBowles),在其名作《微觀經濟學:行為、制度和演化》一書中將人類生活的治理機制概括為三種,即行政機制、市場機制和社群機制[18],從而將奧斯特羅姆的思想納入一個更加具有廣納性的分析框架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鮑爾斯的這部名作早就有了中譯本,但其對社群治理的論述從未成為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話題。

          在鮑爾斯筆下,社群治理不僅歷史悠久,而且是人類生活中的常態,既不新鮮,也不神秘。社群治理意味著一群人基于共同的價值觀,為了共同的目標,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組織,通過交往、互動和合作性的集體行動,做各種事情,達各自所愿。社群治理的核心,在其成員私人信息的共享性,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歸依于聲望的激勵機制,從而在社群成員內部形成社會資本[19]。

          包括流行病學在內的科學研究,以及各種基于專業知識生產和應用的專業活動,如公共衛生服務,其公共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社群機制的運作。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興盛一時的科學社會學對于科學共同體的研究[20],早就展示了這一點,但當時治理理論尚未興起,而有關科學共同體的研究成果后來也從未與有關社群治理的經濟學和公共管理學研究成果整合起來。

          關于科學共同體的研究顯示,在同一個科學專業內部,基于同行評議建立起來的權威和獎懲制度,構成共同體的內部規范。盡管科研工作者個人之間并不都相識,而且工作地點遍及世界各地,日常生活沒有交集,但他們在專業上保持相互關聯,構成一種“無形學院”,為新知識生產的可靠性提供專業的保障[21]。社群治理,不限于知識生產,也包括知識的傳播和應用。科學/專業共同體所實施的社群治理,核心在于確立專業規范,在共同體成員中形成“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從業氛圍,從而捍衛科學/專業自主性。這意味著,科學發現和專業判斷均受到共同體內部規范的約束,而不受各種外部力量的左右,無論是行政力量、市場力量還是社會輿論。

          可是,除了“無形學院”之外,科研工作者或專業人士還受雇于各種組織,因此其職業行動還受到各種組織內部治理的協調和制約。在不同類型的法人組織當中,治理機制并非唯一,其中行政機制和社群機制的混合最為常見,而某些組織還受到市場力量的左右。概言之,任何一個法人組織的治理,都呈現為行政、市場和社群治理的嵌入性,不同治理機制的運作空間及其相互關系,在不同的組織是大為不同的。這種不同,又受到這些組織嵌入于其中更大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影響。

          在中國,科研人員或專業人士大多在公立組織工作,這些組織均隸屬于一個高度行政化的事業單位等級體系。公立組織在全世界都存在,但中國公立組織的特色在于,事業單位體系的治理由行政機制所主宰。在高度行政化的治理體系中,社群機制基本上處于被擠出的境地,其運轉不良甚至根本無法運轉成為常態。

          眾所周知,中國疾控中心是一個事業單位,其自身就是一個等級化的公立組織,多層級疾控中心由相應行政級別的衛健委作為行政主管。在各級衛健委中,都有專門分管疾病控制與預防的職能部門,即疾控局。作為事業單位,疾控中心的業務繁多,且很多業務在行外人看來極為瑣碎。大體來看,疾控工作可分為兩方面:一是對流行病之所以流行進行科學研究,從而找到針對其諸多流行環節的有效干預措施;二是組織公共干預措施的實施。因此,疾控中心的角色可以被形容為參謀和士兵,當然,處在不同層級的參謀和士兵,其角色是不同的。值得一提的是,傳染病只是流行病的一種,而疾控中心的工作職責并非只是預防和控制傳染病。很顯然,疾控中心既沒有行政權力,也沒有制定政策的義務。因此,在2020年初,社會輿論(尤其是為自媒體所引導的社會輿論)因對抗疫的早期措施有所不滿(姑且不論此等不滿是否有道理)而對疾控中心進行指責,甚至對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進行漫畫化攻擊,很多是基于誤會或源于分析力的缺乏。很多質疑者甚至根本沒有搞明白疾控中心的角色。

          在針對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反思聲浪中,有一個觀點特別突出,即認為疾控中心之所以在疫情早期預警上出現短板,源于其行政地位不高,而改變這一格局的建議就是讓疾控中心擁有一定的行政權力,甚至成為行政機構。還有不少人對美國疾控中心有夸張式的誤解,不僅認定其能夠直通高層,而且擁有相當大的行政權力,因此認為缺乏行政權是中國疾控中心的短板,主張疾控中心行政化。鐘南山院士也在2月27日為此而大聲疾呼,主張中國疾控中心應該像美國那樣擁有行政權力。

          可是,僅僅兩個月之后,美國疾控中心就徹底走下了神壇。在目睹了美國疾控中心在行政權力濫用的情況下灰頭土臉的窘境之后,疾控中心行政化的中國主張者們應該醒悟了。疾控中心行政化根本不是從美國進口的一劑靈丹妙藥,它甚至根本不是一味藥。而且,疾控中心行政化這一建議也根本無法在中國落地,因為此動議者并未考慮到一個基本事實,即疾控體系并不等于疾控中心。事實上,在疾控體系中肩負行政職責的機構,即衛健委中的疾控部門,在各級衛生行政部門中處于局級、處級和科級的位置。如果說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預警中,疾控行政部門也存在某種行政失靈的話,那么真正應該反思的問題不是疾控中心為什么沒有行政權力,而是擁有行政權力的相關行政機構為什么沒有更好地行使行政權力。

          中國疾控中心的組織和制度模式,完全可以用“高度行政化”來形容,不僅所有的疾控機構均有自己的行政級別,而且在行政上隸屬于同級別的衛生行政部門。高度行政化,俗稱“官本位”,是事業單位體系的痼疾,而打破這一痼疾的方向自然就是“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作為事業單位改革的方向,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得到確立,即“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關系和去行政化”[22]。

          與再行政化思路有所不同,中國疾控中心改革的另一種思路是專業化和去行政化,即各級疾控中心可以合并為一個獨立的專業組織,具有公法人地位,實施垂直化管理,與中國的銀行體系相類似。這意味著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包括說專業的話。這意味著疾控中心將脫離衛生行政部門而獨立存在,這同提升疾控中心行政等級的建議大相徑庭。當然,去行政化并不意味著取消行政管理,更談不上取消行政機制。實際上,走向專業化的中國疾控中心完全可以根據需要在各地設立分支機構,由此,疾控中心必將成為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專業性獨立公法人,在其內部自然會有規模不小的行政管理部門和人員,行政機制也必然是這一組織內部法人治理中重要的治理機制之一。

          但是,走向專業化的中國疾控中心,要想實現良好的治理,僅僅依賴于自身行政機制的完善是不夠的,而是需要踐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引入社會治理的理念,即多方主體形成社會治理共同體,實現共建共治共享。公共衛生社會治理體系的建設,需要相關知識的生產。在疾病控制和預防領域,作為政府所設的公立機構,疾控中心可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科技企業等建立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或公共合作伙伴關系,讓諸多不同類型的機構形成聯盟并讓聯盟治理發揮作用,這是公共衛生領域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的核心內容。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高校設立獨立的公共衛生學院,而目前,公共衛生學院基本上都設立在高校的醫學部或醫學院之中,而有關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學術探討難以在生理—臨床醫學主導的醫學院中占有應有的一席之地。當然,將公共衛生學院獨立于醫學院而設立,并不應該構成大學中新一輪的“跑馬圈地”,而是應該成為公共衛生知識體系轉型的新契機。公共衛生這門學科,也應該從主要基于或源于醫學,轉型為一個全新的跨學科學問,其中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公共管理學應該成為公共衛生學的學科基礎。作為自然科學分支的流行病學,也應該轉型為社會經濟政治流行病學。實際上,讓高校與疾控中心在科研、知識傳播和公共衛生干預上展開合作,不僅會助力于公共衛生服務的開展,還能力推公共衛生學科的發展。正是在這種合作伙伴關系中,疾控人的收入待遇和社會地位才有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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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語

          疾控中心的治理變革是中國公共衛生體系補齊短板的重要一環,這對于健全突發性不明病原疫情的風險預警和響應機制來說尤為重要?

          疾控中心治理變革之道,在于讓疾控中心走向專業化和去行政化,形成一個獨立于衛生行政部門之外的獨立公法人,并由政府發揮引領作用,推動疾控中心與其他相關主體(如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科技企業等)建立社會治理共同體?在疾控體系變革中引入社會治理的理念,關鍵在于讓社群機制在疾病控制的專業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讓專業意見在公共政策決策和執行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并讓聯盟治理在社會治理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協調上發揮主導作用?

          當然,任何一種治理機制都不可能永遠運轉良好,任何一種治理體系也不可能永遠治理卓越?正如行政治理和市場治理都會失靈一樣,社群治理也會失靈?很多國家的行政力量尊重社群治理,并不能保證其新冠疫情的防控出色?盡管如此,讓社群治理機制在社會治理體系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并解決好行政治理如何強化社群治理并與社群機制相得益彰的問題,中國疾控中心才有可能在未來成為疫情風險預警的機警“吹哨人”和疫情管理控制的杰出“守門人”?概言之,讓社群機制運作起來,并同行政機制形成互補嵌入性的格局,是中國疾控體系治理變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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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1]《習近平主持專家學者座談會強調構建起強大的公共衛生體系為維護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李克強王滬寧出席》,《人民日報》2020年6月3日。

          [2]張冉燃:《公共衛生首先要姓公》,《瞭望》2020年第19期。

          [3]黃奇帆:《公共衛生領域需要供給側全面改革》,《中國經濟周刊》2020年總第777期。

          [4]顧昕:《公共財政轉型與政府醫療投入機制的改革》,《社會科學研究》2019年第2期。

          [5]《中國衛生年鑒2003》,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年版。

          [6]《中國衛生年鑒2004》,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年版。

          [7]Williams N. Niskanen,Bureaucracy and Public Economics,2nd edition. Northampton,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6.

          [8]蔡如鵬:《SARS鏡子里的中國公共衛生》,《中國新聞周刊》2013年第9期。

          [9]華生、蔡倩、汲錚、董申:《中國傳染病防控預警機制探究──來自新冠病毒疫情早期防控中的啟示》,《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10]顧昕:《知識的力量與社會治理的引入──突發性疫情早期預警系統的完善》,《治理研究》2020年第2期。

          [11]王宇、向妮娟、倪大新、李群、馮子健:《安徽省兩所地市級醫院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運行情況調查》,《疾病監測》2017年第5期。

          [12]劉玉海:《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SARS之后國家重金打造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為何并未及時啟動》,《經濟觀察報》2020年2月10日。

          [13]信娜、王小、孫愛民、辛穎:《直報系統失靈28天》,《財經》2020年總第582期。

          [14]ZifengYang,ZhiqiZeng,KeWang,et al.,“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 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Vol. 12,Issue 3,2020,pp. 165-174.

          [15]習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的講話》,

          http://www.qstheory.cn/ dukan/ qs/2020-03/31/c_1125791549.htm。

          [16]顧昕:《新時代新醫改公共治理的范式轉型──從政府與市場的二元對立到政府-市場-社會的互動協同》,《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17]Clark,C.,Gibson,Margaret,A. McKean,and Elinor Ostrom (eds.) ,People and Forests: Communities,Institutions,and Governance. 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2000.

          [18]Samuel,Bowles,Microeconomics: Behavior, Institutions,and Evolu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 474-501.

          [19]薩繆爾·鮑爾斯:《微觀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頁。

          [20] Warren,O.Hagstrom,The Scientific Community.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3.

          [21]戴安娜·克蘭:《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中的擴散》,劉珺珺、顧昕、王德祿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

          [22]《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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