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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aturday, Aug 2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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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蠻生長的“農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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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Ce Thinktank
          這些不愿意重復自己父輩人生軌跡的孩子們,城市能不能給他們舞臺?他們的夢想會不會碰壁?當他們遇到挫折的時候,如何自我調整?如何面對很快就要到來的青春期的沖動和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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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蠻生長的“農二代”

          郭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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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本暢銷書叫《野蠻生長》,作者帶有一絲自豪的口吻介紹民營企業在改革開放中的混亂規則中拳打腳踢的故事,吸引了很多的眼球。而在我們身邊,有一個巨大的群體,他們的狀態用野蠻成長來描述,幾乎是最貼切的,而另一方面他們在目前可以看得見的前途,并不光明,他們就是城市新移民的第二代,也就是一般所稱的“農民工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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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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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中國有些類似美國的“鍍金時代”,那是19世紀下半葉,隨著內戰結束和南方重建展開,美國進入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工業發展迅猛,科技水平不斷提高,城市化進入高潮。以制造業的興起為主要導向,來自愛爾蘭、意大利、中國的移民為美國工農業、礦業和交通運輸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的奮斗和血淚也成為今天“美國夢”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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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1978年中國結束文革,走上改革開放,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他們中的一部分因為失去了土地,一部分因為城市給以他們更多的吸引,能較為穩定地尋找發展和就業機會。其中有些人進入城市時把孩子留在了農村,這就是“留守兒童”,而另一些人把孩子也帶到了城市,這些孩子就成了“城市新移民”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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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和絕大多數國家不一樣的是,作為歷史遺留問題的戶籍制度在中國依舊存在,以國家權力對其所轄范圍內的戶口進行調查、登記、申報,并按一定的原則進行立戶、分類、劃等和編制。從總體上看,戶籍制度仍保留有大量傳統的統治色彩。如戶籍帶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之間存在著等級差異性,享受的待遇明顯不同;戶籍被打上世襲的烙印,農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學等少數途徑外,絕大部分都承襲父母的農村戶籍。這就意味著這些隨同父母來到城市的孩子無法和有城市戶籍的兒童享受同樣的教育資源和機會,而這個群體的人數是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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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0月27日,法國巴黎東北郊克利希蘇布瓦鎮的兩名少年在躲避警察追趕時觸電身亡。憤怒的當地青年開始縱火發泄不滿,騷亂在一周內,迅速蔓延到巴黎周邊十多個城鎮。人們普遍把騷亂歸結到兩個原因。其一是法國大城市與周邊郊區貧富、治安、就業上的強烈落差;其二是法國一直以來尋求的種族、民族、文化同化政策反而加深了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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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發生騷亂的巴黎周邊地區主要聚居著非洲與阿拉伯移民,他們大多居住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建造的房子里。法國政府當年為緩和巴黎城區住房壓力,在郊區及周邊省份集中興建了大批住宅樓。高人口密度,眾多移民,高失業率,使這些地區逐漸成為貧困、犯罪、吸毒、被遺忘者與被損害者的代名詞。尤其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住宅區,15歲至25歲青年人的失業率甚至高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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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法國發生騷亂的主要是第二代移民,而中國的移民第二代,現在大多數還沒有成年,他們成長過程中,享受到的公平機會和教育、住房、醫療等方面的社會福利,遠不如城市居民。有些人批評法國政府,給移民提供的公共住宅區,使他們不能與本地居民很好的融合。但我們卻從來沒有給這些城市的移民提供過任何形式的住房福利,他們大都住在衛生條件和公共設施極為缺乏,類似棚戶區的“城中村”里。這是一個遠比法國嚴峻,而像定時炸彈一樣遲早要爆發的潛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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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把研究對象定義為城市新移民第二代,這比稱作“打工子弟”更為準確,因為在調查中發現,這些孩子的父母中獨立開創商業和經營的也有相當比例,并不是傳統意義上季節性“打工者”,同時他們又不同于那些在外企或事業單位等工作而進入北京和上海的白領,這個群體集中地隨同父母來到大城市生活,是近年表現突出的現象,所以稱作城市新移民第二代更為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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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識之士提出過一些假設:這些城市新移民第二代的大部分不會像他們的父輩一樣甘愿回到家鄉,也不會再適應農業勞作;他們因為從小就和城市戶籍的孩子一樣在城市生活,會比他們的父輩有更強烈的公平訴求;他們成長中會面臨身份定位的困惑,他們對于環境敏銳的感知,會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和對社會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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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馬加爵案中——一個淳樸勤奮的農村孩子,在大學里因為受到同學的歧視而犯罪。雖然是一個個案,但更應引起人們的警醒,長期的被歧視感、被邊緣化的挫折感,也許會以讓人痛心的方式爆發。美國社會學家帕克曾指出邊緣化群體的特點:“他們寄托在兩個不同的群體當中,但又不完全屬于任何一方,他們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協調的。其生存狀態呈現出既有希望也常也失望,既繼續選擇又別無選擇,既要為適應新環境而進行冒險,又要為承受傳統而付出忍耐,痛苦與憧憬并存,頹廢與發奮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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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09年初開始,以筆者為發起人,開始策劃一項課題,用實證主義的方法,試圖對這個群體中一定數量的正處于成長期的孩子,進行至少5年的跟蹤調查。之所以必須要有相當的數量,是因為這樣才能有代表性和說服力,之所以這項調查必須進行至少5年以上,因為這才是一個在城市生活的打工自己較為完整的成長周期,也是性格塑造期。每一年的調查具體問題都會隨著這些孩子的成長有所調整。但總體圍繞的問題指向是:

          他們的物質和文化成長環境會怎樣的影響和塑造他們的性格?

          他們有怎樣的人生目標?

          又會走怎樣的人生道路?

          這些城市新移民第二代的孩子和同年齡的城市兒童和“留守兒童”相比,會不會表現出具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

          而這些特征又和哪些經歷具有怎樣的相關性?

          背后的邏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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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初步選擇了北京和上海兩地,作為調查對象,因為這兩個超級城市,都有“國際化大都市”之名,同時都有大量的城市新移民第二代,而其戶籍制度也最為堅固,其戶籍居民在福利,尤其是教育機會方面更是具有特權性質,比如在高考中北京和上海戶籍的考生被全國同齡人所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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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的計劃是在北京和上海兩地選取各約十所打工子弟學校的共500名年齡在10歲左右的學童,進行至少5年的跟蹤調查。在北京和上海盡可能抽取分布在不同區縣的學校,調查樣本的選取是進入一個打工子弟學校后,在三、四、五年級為主的班級中,得到班主任的支持下,利用課外時間,隨機抽取10歲左右的同學進行調查。剔除有重大遺漏和誤會的錯誤樣本,最后獲得共998份有效樣本,拒訪率為零。這份調查的結果對于我們理解新移民第二代的成長狀態,有很大參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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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櫥窗”背后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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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是中國的“首善之區”,上海是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這兩個都是被當作中國“櫥窗”來打造的城市,從兩地的機場開往市區,看見的都是整潔的綠化帶,寬闊的道路,摩天大樓,絕不會有類似印度的“貧民窟”景象。在奧運會、世博會這樣的國際盛會中,展現的北京、上海兒童,都是像花朵一樣綻放,會彈鋼琴,會說外語。而我們關注的“櫥窗”背后的孩子們,卻有著不一樣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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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還準備加入北京、上海具有當地戶籍的兒童的調查作為比較組,但這次對于北京、上海新移民第二代的孩子的調查,已經體現出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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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北京、上海的城市新移民第二代,獨生子女比例都較低,只有約五分之一,有三個甚至四個孩子的還有相當比例,可以管窺,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在流動人口中的實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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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北京和上海的移民家庭在父母就業方面有很大差別,這體現了兩地產業結構的差別,父母的職業和孩子的志愿甚至性格發展也會有一定的關聯性。北京的移民第二代孩子的父親比較集中的職業是個體零售及手工業和廢品回收,分別占34.67%和13.23%,這兩個類別在上海只有15.26%和1.2%。但同時上海從事運輸行業和在工廠務工的比例則是18.27%和16.06%,遠遠高于北京的7.41%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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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移民孩子中,父親打散工的1.6%,沒有工作的1.8%,不知道父親平時干什么的占2%。而上海打散工的2.01%,沒有工作的2.41%,不知道的4.02%。這些父親收入不穩定的家庭的孩子,將是我們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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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母親的工作方面,上海26.31%是工廠工人,北京只有2.64%,而在北京、上海的統計中母親完全沒有工作的比例驚人的都是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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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居住面積方面,上海的統計較為準確和細致,和家長做了溝通,獲取的數據有參考價值。平均家庭住房面積是40平米,而中位數是30平米,最小的都在10平米以內,考慮到這些家庭普遍有兩個或以上的孩子,甚至和其他的親戚住在一起,這樣的面積是比較狹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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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是影響城市新移民子弟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會對其受教育條件和生活質量構成重要影響。北京和上海都有超過半數的孩子,在最近兩年之內搬過家,有相當的家庭搬過兩三次的家。一個非常突出的搬家原因就是因為拆遷,在北京這個比例占41.9%,在上海也達到了20.3%。這和城市新移民大量集中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受到快速城市化推進的影響和中國體制下的強制拆遷有關,這對于這些孩子成長中的安定感、安全感都會有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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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的搬家原因中父母換工作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項,占15.9%,而北京只有3.2%,這主要是因為在上海,有較多在工廠工作,且是非技術性的工作崗位,就業比較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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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學開始轉學次數方面,上海的新移民第二代孩子轉學次數比例明顯低于北京。上海的孩子沒有轉學或者只轉學一次的孩子比例高于北京,而北京的孩子轉學兩次、三次甚至四五次的比例都高于上海,這可以視為,上海的新移民第二代孩子享受的受教育機會比北京更加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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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城市的孩子有明顯區別的是,做家務的情況,兩地較為一致,北京和上海的移民孩子,都有80%以上需要在家做家務。統計數據顯示,平均一天一個孩子需要做約38分鐘的家務,有個別家庭孩子會做兩個小時以上的家務,才10歲的孩子,這在城市家庭是很難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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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移民第二代的孩子,也許因為上學不方便,普遍早起,我們的調查集中在2009年五六月,在上海有18.6%的孩子在5:30以前起床,這也許與父母要去工廠上班的作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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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以確信的是,這些移民第二代的孩子生存狀態普遍非常艱辛,而且在經常化的拆遷和轉學這樣不安定的環境下成長,也較少能體會到獨生子女家庭那種被寵愛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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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二代”、“官二代”到“農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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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很多關于 “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討論,傳遞了一個信息,就是社會階層的再生產被固化。但可以確信的是,在中國,一個孩子的家庭會影響到他的發展機遇和選擇空間。所以我們的調查重點之一就是搞清楚,北京、上海的孩子,成長環境中的社會關系網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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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新移民群體在選擇移民城市時表現出很強的地域性。北京、上海的這些孩子出生地分布,都有一個最突出的省份。在北京的孩子,最集中的出生于河南 (41.6%)、河北(12%),而上海的孩子則最集中的是安徽(40.76%)和河南(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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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孩子傳統意義上的籍貫和自己的出生地往往并不一致。在我們的調查樣本中,北京和上海都有大約10%的新移民第二代孩子,就出生在北京和上海。盡管如此,這些孩子中的絕大部分,并沒有把自己看作北京人和上海人,他們的身份認同依然和籍貫地聯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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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些家庭來到北京和上海發展也通常有很強的鄉緣、血緣色彩,往往一個家庭會和一些親友選擇在同一個城市的、相對接近的區域和行業生活工作。在我們的統計中,北京的孩子63.14%每周與同城市的其他親屬見幾次面,而上海這個比例是61.96%。這從側面體現城市新移民群體有很強的親屬聚居性,一個地方的往往是被同鄉親友介紹到城市來尋求發展機會,而他們自然也居住在相對較近的區域,所以這些孩子每周可以這么高的頻率見到同城市的親屬。在這樣一個社區圈子中生活,也是新移民第二代成長環境的一個重要特征。這個鄉緣、血緣色彩的圈子,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些孩子們在成長中的社交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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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要求這些孩子列出最親近的三個朋友的籍貫時,北京和上海的移民孩子都有相當高的比例最好的朋友和自己是相同的籍貫,這并不是一個令人感到輕松的現象。河南人的孩子還是和河南人的孩子交朋友,安徽人的孩子還是和安徽人的孩子交朋友。這也說明他們的生活和成長環境顯然沒有融入北京、上海這樣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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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涉及這些新移民第二代孩子的社會認同時,我們設計了一個問題“你如果向別人介紹自己,會說自己是哪里人?”在北京幾乎所有的新移民孩子都會說自己跟隨父母的原籍身份,即使他或者她是在北京出生。而在上海有17.27%的孩子認為他或者她就是“上海人”,而6.43%有身份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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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里有兩條需要在未來驗證的假設,第一,上海比北京更加包容,對于移民來說更加易于融入。第二,則恰恰相反,說明北京比上海更加具有文化多樣性,在北京把自己歸為一個河北人或者河南人,并不會因此而感到壓力,也不會產生迫切地想要被當作“北京人”看待的積極性。尤其是對于富于想象力的孩子來說,也許很難分辨“想成為北京人(上海人)”和“是北京人(上海人)”的區別。這兩個完全南轅北轍的假設,需要在下面繼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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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31.1%認為自己不是上海人的孩子,把不懂上海話視為成為上海人的主要障礙。而47.7%認為自己是上海人的孩子,提出的主要理由是自己在上海生活所以是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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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照進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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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問到這些孩子未來選擇在農村或是城市生活時?北京和上海的移民第二代孩子,高度一致,盡管他們對城市有種種不滿意和怨言,但超過85%的孩子,認為自己未來會選擇在城市生活工作。也就是說不像他們的父輩,做一個“農民工”,賺了錢,在老家蓋一所大房子,然后干不動了以后,回老家養老。這一代新移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注定要做一個“城里人”,不管這個社會有沒有為他們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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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方面的理想,我們設計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希望未來掙多少錢?一個是掙多少錢才能比較開心?后一個問題北京和上海的孩子回答比較一致,數值比例差別不大,上海比北京略高,認為在1000元以上才能比較開心的各組孩子,上海比北京略多,這大概反映了上海的消費水平比北京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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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一個問題,理想要掙多少錢,統計結果卻恰恰相反,上海的孩子多以掙一兩千元為理想,而北京的孩子在5000—10000元這一檔較為集中,甚至2萬以上也不乏其人,北京的孩子中占16.6%,上海的孩子則是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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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解釋有幾個方面,一是也許說明北京的孩子比上海的孩子有更大的抱負或者說企業家精神;二是,也許是北京的環境比較開眼界,讓孩子們有了不同的人生理想參照系;三是,也許北京的文化和上海比更愛吹牛,眼高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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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理想方面,希望體現這個群體的孩子對未來的憧憬,調查結果既能反映這個年齡的孩子的共同的特征,又能體現出北京和上海一些微妙的差異。在北京的移民第二代小孩,開公司的13.9%,做科學家的8%,做明星的10%,明顯高于上海的同類組,各為6.4%,4.7%,7.4%;而上海的孩子,在專業人員8.8%,醫護人員10.5%,司機1.4%的比例則明顯高于北京的同類組,北京各為3.2%,9.4%,0.2%。這大概體現上海的移民孩子在職業理想上比北京的孩子更加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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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中還設計了一個問題,你覺得什么工作最能賺錢?這體現了孩子們對城市職業機會的理解。調查結果非常有趣,共同的最高的比例,都是認為開公司最賺錢。但北京的比例更要高出上海一倍多,北京45.3%的孩子認為開公司最賺錢,上海則是21.8%;上海有15.7%認為做個體小生意最賺錢,而北京則是3%;上海有較高比例15.7%認為做白領最賺錢,而北京只有3%。這種結果大概跟北京、上海兩地的文化氛圍有很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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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做了一些分析,哪些孩子心目中最賺錢的工作就是未來想做的工作?這樣的孩子顯示出了較強的謀求經濟成功的動機。大多數孩子的理想并不把賺錢作為未來職業的第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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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假設是,是否和目前的家庭收入水平有關系,比如父母收入越高的孩子越是不大在乎未來的收入,統計分析的結果是相關性并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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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統計分析了父親的職業的關系,有幾個數據非常有趣,北京和上海有極大的差異,在北京父親從事以下三種職業最容易想做最賺錢的工作,服務行業49.1%;個體零售及手工業38.2%;專業技術人員41.2%。這其中服務性行業最高,似乎可以理解,因為服務性行業最容易感受到富人是怎樣生活的,而產生激勵;個體戶家庭氛圍有較強的企業家精神這也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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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上海的數據則大不一樣,分析結果在上海比例最高的想做最賺錢的工作的孩子,是父親收廢品的,高達66.7%,打散工的也比較高,40%。初步的猜想上海收廢品的行業和北京大概有很大的差異,包括打散工就業條件也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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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調查這些孩子以后最不想從事什么工作方面,北京很多孩子比較突出地討厭從事收廢品 (22.4%)和服務性行業(38.7%),上海比較突出的項是工廠工人(13%),建筑工人(10.3%)。而比如收廢品恰是北京比較集中的移民就業渠道,上海在工廠工作的人也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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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令人吃驚但又合乎情理的發現,有相當高的比例,這些孩子最不想做的工作,恰巧是父母一方的職業。尤其是在建筑工人和服務性行業,父母從事這樣工作的孩子,會表現出對這種工作的強烈的反感。說明父母的職業在這些孩子的心目中并不是很讓人愉快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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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個現實是,盡管很多孩子在10歲的時候,對人生充滿憧憬,甚至有遠大抱負。但是他們所享受的教育卻非常有限,那些在打工子弟學校上課的孩子,很難遇上達到基本師資水準的英語老師,僅此一條,就可以使他們中的大多數與大學教育無緣。再加上目前中國的高考制度給予了北京和上海戶籍的人口極大的優勢特權。他們的人生起點不知道要比有北京、上海戶籍的孩子差距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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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不愿意重復自己父輩人生軌跡的孩子們,城市能不能給他們舞臺?他們的夢想會不會碰壁?當他們遇到挫折的時候,如何自我調整?如何面對很快就要到來的青春期的沖動和焦慮?這是未來幾年我們的研究團隊要持續深入調查的。這是用最冷靜的方式,表達對生命的愛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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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長策智庫研究員,清華大學經濟所博士后,本項研究“北京上海城市新移民第二代成長檔案計劃”受南都公益基金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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